“名师被学生轰下台”，凸显当下中国一个荒唐的现实

据媒体报道，近期某大学教学名师在一中学做感恩励志演讲时，因发表“读书是为了出国赚钱、找外国人结婚生子改善基因”等言论而被高中生抢话筒驳斥，该学生表示“学习是为了民族伟大复兴”。事件引发全网关注，有评论认为该学生“年轻冲动不懂世故”，更多评论则批评该教师师德师风不正，传递扭曲价值观。

郑永年先生在本文中指出，当前，中国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是中产或超越中产，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无产”甚至“流氓”的特点。这导致一系列问题：（1）社会公共道德感缺失，社会意识形态拉美化，人们高度情绪化而缺少理性。（2）缺少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导致面对欧美的科技竞争与话语压制，缺乏强有力的回应能力。（3）文化“荒漠化”现象明显，相比30年前，现在多数知识分子的条件已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条件改善并未促进知识生产，一个荒唐的现实是，钱越多，知识界就越腐败。

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社会？郑永年认识，这关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唯一的办法，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文化贵族”。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反之，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其他社会如此，如果不改变，中国也如此。

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郑永年

来源/本文节选自郑永年《大变局中的机遇：全球新挑战与中国的未来》，转自公众号“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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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短缺经济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比较容易规定；同时，人们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具有自我动力，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是主体，在追求经济等目标时，必须考虑到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思想能走多远。也可以说，人的思想能走多远，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走多远。尽管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但社会必须具有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中产，引领社会的进步，否则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见得会导向整体社会的进步，说不定还会走向灾难，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单向面的发展，追求各种“乌托邦”等。

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积极面的还是消极面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加以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伦理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而企业家群体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载体。相反，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直陈当时奢侈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代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讲述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但反过来也一样，人的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

人们也不难在发达社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富裕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

今天，西方社会的主体是文化中产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全球化和各种经济困难，但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并没有流失。这是西方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产便是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的载体。

文化中产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也接近1万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大规模的扶贫，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促成近8亿人告别绝对贫困的状态。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中产（或物质中产）已经不少。　

▍文化贫穷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质中产群体，在文化上仍然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即使是最富裕的群体，也很难说在文化上已经逃避了“无产”的格局。问题在于，在“文化无产”的格局下，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物质中产如何通过深度文化消费，来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费？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社会？所有这些都关乎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文化贫穷，赤裸裸地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中国所说的“不文明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底层，更发生在富人群体。在高档住宅小区不难观察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是中产或超越中产，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贫穷甚至“流氓”的特点。他们不理性，不守法，贪图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区内没有一点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内部可能富丽堂皇，外面则脏乱差。自己的房子已经足够宽敞，却竭力侵占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产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产的产物。

缺失文化中产使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拉美化，社会在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人们高度情绪化，缺少理性。这种情况体现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上。穷人仇视富人，富人也仇视穷人。穷人见不得人家好，老想着如何搞再分配，抢夺财富；富人对穷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钱能办事”，无法无天，这样的富人群体遭到底层群体的仇视，并不难理解。

缺失文化中产也体现在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上。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和文化的贫困有关。民众希望官员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风”就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而各级政府也不得不实行低工资政策，无论是因为民众的压力，还是因为自己也这么想。官员需要道德高尚并没有错，但在低工资政策下依靠官员的道德高尚来治理国家并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员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导向，不过官员的确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利益需要有节制。“低工资”就导致了人们所说的“潜规则”，即腐败；而腐败导致民众的怨恨，加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贫困的产物，因为文化的贫困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没有兴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产物。这和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近代乌托邦有天壤之别。包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乌托邦，其实都建立在有限的社会实验之上，只是到了可复制（或者推广）阶段，才出现乌托邦的概念。没有现实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这些“无产文化”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变成了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文化已经没有了传统底层文化的朴素与善良，所呈现的是精致的恶。

这里要强调的是，衡量文化中产的标准绝非教育水平，并不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无产文化环境的主导下，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

▍文化中产与原创的关系

文化中产和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关联呢？正如在西方，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这里只想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如果把缺少原创性思想和技术置于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对经济的影响。简单地说，原创属于供给侧，缺少了原创，就等于没有来自供给侧的动力。

为什么缺少原创？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鲜有人能够“仰望星空”。

就技术而言，人们对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术马上可以应用。近来美国诬蔑中国偷美国的技术，实际上中国是美国技术最大的应用市场。一些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过度夸张了；确切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组装基地。在西方技术扩散到中国的过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场，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

这个情况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例如美国、德国等后发展国家早期也学英国，日本学美欧，韩国学日本等。问题是，这些国家很快走过了学习阶段，进入原创性阶段。但在中国，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原创性的东西缺乏兴趣，更缺乏能力，结果是既处处受制于人，也始终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产业。直到这两年中美发生贸易战，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和美国的差距还那么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难以逾越。

今天，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产业定位在产业链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国的技术不挑战美国、不超越美国，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当然，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意识到原创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进行大投入搞研发。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即使现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时日。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文化中产的情况下，现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坚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数。

文化无产更表现在社会科学上。一句话，文化无产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多学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识买办的角色，忙于贩卖知识。尽管中国有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转型，西方想方设法理解中国，但中国学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识。西方对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知识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很熟悉，更因为这些知识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 

▍文化无产未能生产新知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学，中国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过，平心而论，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财物力，有多少原创性的研究？自毛泽东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现在为止，什么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

知识界未能生产能够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很多人把原因归诸政治和管理体制。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们认为，缺少有效知识只是没有言论自由所致，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历史上实行集权的时候，并没有阻碍知识界的知识生产，而分权甚至国家权力解体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如果知识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兴趣、能力、方法论等问题，外在环境再好，也无助于有效知识的生产。

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识界太穷，不能集中精力来做学问。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条件的改善是否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一个荒唐的现实是，钱越多，知识界就越腐败。从前钱不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专心做些学问；现在钱太多了，大家就转向用各种方法“抢钱”。这么一来，学问自然要荒废了。

实际上，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为了争名气或争金钱，纷纷加入抢流量的队伍。一些学校甚至公然用流量来衡量学者的业绩。知识阶层一味地庸俗化，只是为了取悦大众。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提“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制度等现代化，但就是遗忘了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无疑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要培养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国家很难走向富裕并维持富裕。要培养文化中产，就要从精英做起。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亚洲社会包括日本、韩国等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精英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须具有责任感和担当。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其他社会如此，中国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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